陸淵雷先生，名彭年。上海川沙縣人。生于1894年(清光緒二十年)，歿于1955年。早年畢業(yè)于師范學校，業(yè)余自學中醫(yī)藥學及針灸，后從惲鐵樵函授研究醫(yī)學并助之辦校，其間又師章太炎深研古文。1929年，與徐衡之、章次公等以“發(fā)皇古義、融會新知”為宗旨，成立上海國醫(yī)學院。并舉辦函授醫(yī)學，一時遙從受業(yè)者群，后成大器者有岳美中、謝仲墨、
姜春華等，任應秋等雖然不出其門下，但均受其深刻影響。當時正值余云岫輩依靠政府勢力詆毀中醫(yī)，揚言中醫(yī)不科學，陸氏便以中醫(yī)科學化相號召著文駁斥。其文章攻擊性很強，鋒芒完全是針對“中醫(yī)廢止派”的代表人物余、汪等人。所以被人們譽于“乃淵博而雷聲”。當時的《中醫(yī)新生命》雜志第3號上評論說：“西醫(yī)界有余云岫先生，中醫(yī)界有陸淵雷先生，俱能入虎穴、探虎子，真可謂旗鼓相當”。
一、鼓吹中醫(yī)科學化
陸淵雷認為中醫(yī)的治法、藥效多真確，而學說反多臆想。真所謂是“說假方，賣真藥”。所以他要求以科學的方法來研究、探索古方之所以有效的原因。他所倡導的中醫(yī)科學化，確是蓽路藍縷，下了一番工夫。其學說雖然風行一時，但畢竟沒有收到真正科學化的結果。
二、現(xiàn)代
傷寒學派的最后一位代表
陸淵雷堅持傷寒學派的觀點，上不取內(nèi)難，下不采葉薛吳王諸家，認為《傷寒論》可治所有外感熱病，對辛涼解表、逆轉
心包等溫病學說的基本觀點持否定態(tài)度，是現(xiàn)代傷寒學派最后一位有影響的醫(yī)家。
三、“方證藥證”研究的先行者
陸淵雷認為仲景學說的核心部分就在于六經(jīng)辨證系統(tǒng)下所建立的方證與藥證。他說：“大論精粹，在于證候方藥”。①縱觀目前中醫(yī)學所講的“證”，主要是指“理法證”，如所謂
腎陰虛證，
肝膽濕熱證等。但這種“證”比較模糊籠統(tǒng)，實際用藥時缺乏嚴格的對應關系。近年來，中醫(yī)界有識之士呼吁要加強對“有是證用是方，用是藥，即方證相應，藥證相應”的研究。②早在七十多年前，陸淵雷在《日本人研究中醫(yī)藥之趨勢》一文中，就高度評價了東洞師法仲景，“惟在證候以用藥方，就藥方以測證候”③的觀點，他甚至認為：“古書中云：‘小
柴胡湯治少陽病，邪在半表半里，胸脅苦滿，往來寒熱，心煩喜嘔，脈弦細者。’的論述則可逕言‘
小柴胡湯治胸脅苦滿乃至脈弦細’可矣，何必贅以‘少陽病，邪在半表半里’乎？”④ 言論雖然過于偏激，但具有片面的深刻性。陸淵雷對東洞的方證主義觀點在原則上還是有保留的。他在《用藥標準——
人參》一文中說：“吉益東洞說的用人參的標準，在下躬親試驗過，都是十分有效的，不過有一層意思，須得補充一下。辨病證的寒熱虛實，辨藥性的溫涼補瀉，是中醫(yī)學的第一步大綱，東洞卻把寒熱虛實、溫涼補瀉一匝腦兒推翻了不信。因此，也不承認人參是補藥。東洞的學說以及為學方法，在下是處處十分佩服，只有這一層，卻不敢附和他。”⑤在臨床實踐中，他能夠遵循古代經(jīng)方家“審知某證者某經(jīng)之病，某湯者某證之藥，然后用之萬全”⑥的原則，以六經(jīng)立法為綱，抓住主癥，在一個成方或幾個合方的基礎上隨癥加減而取效。從他已公開發(fā)表的一些典型病案中，均能發(fā)現(xiàn)他重視方證與藥證的診治思路與辨證技巧。如治唐夫人的
嘔吐腹痛，投以小
半夏加
茯苓湯加味；治劉世兄
發(fā)熱如瘧咽痛口渴，投以小柴胡湯加
石膏、浙貝；治楊媽的牡瘧病，寒熱往來、口渴多涎而有嘔意，投柴胡
桂枝干姜湯加
茅術；治吳夫人傷寒中小產(chǎn)而頭眩、
心悸、脈細、舌淡，而面部如蟲行，投真武湯加龍、牡；治陸世兄的太陰少陰少陽合病，投小柴胡與四逆、理中合方。⑦從中可見，陸淵雷在診治復雜多變的疾病面前能權變自如，顯現(xiàn)出非凡的功力。他亦重視某
一味藥的特殊作用，或以藥證為目標而尋找相應的方劑，或以此藥為輔助，配合方證而兼治次要的癥狀。如他以善用
太子參，而被前上海國醫(yī)學院同學予以“陸太子”之美稱。⑧他學習了吉益東洞的“
桔梗排膿”的藥證，廣泛地應用在對“濁唾腥痰”、“痢下粘凍”、“咽痛痰黃”諸病的治療。“桂枝治沖逆”是他從東洞的《藥微》中得知的仲景遺法，他1930年春所記錄的兩則成功的治驗，就是運用這一藥癥的很好的注解。第一位患者是一個20歲的壯盛男子，患奔豚病多時。刻診所見：呼吸時，頭顱、肩背一齊動搖，頭汗淋漓，胃痛欲死。發(fā)病時，右小腹先起一塊，漸大漸上攻而痛。投以桂枝加桂湯，桂枝用五錢。一劑服后，一身大汗，奇臭非常，痛與沖逆好了大半，翌日病人自行前來復診，原方再劑而痊愈。另一位40歲的婦人，盤膝而坐，數(shù)人扶持之。閉目張嘴，面赤筋脹 ，渾身大汗。望其呼吸，只見一陣陣上氣，不見下氣。撫其下頦，則僵硬如石，不能閉口。脈舌如常，神志自清。詢知原為宿病，常常發(fā)厥，久已不發(fā)，近因新殤幼女，食中餐時忽然淚下發(fā)厥。陸淵雷診為
臟躁病。以其沖逆攣急特甚，遂投甘麥
大棗湯合桂枝加桂湯合方，桂枝用四錢。第二天病人安然來復診，知病已霍然若失。⑨
陸淵雷倡導的“方藥證候對應”的理論與治療，對后學者影響深遠。如現(xiàn)代名醫(yī)岳美中在晚年頗有感慨地說：“余生平推崇張仲景，很欣賞那種：察癥候而罕言病理，出方劑而不言藥性，視當前之象微投藥石以祛疾的質樸的學術”。⑩現(xiàn)代中醫(yī)學家黃煌也肯定了陸淵雷對“方藥證”研究的貢獻，對陸先生的理論稱之為“精辟的闡述”。②
陸淵雷先生病逝后，他的朋友章次公先生感嘆哀悼，“醫(yī)門冷落，學人無多，卓然出群，淵雷而已。今乃奄然殂化，芳流歇絕，不其惜乎�！雹舷壬m死，我堅信他的精神與事業(yè)，定會后繼有人。他的學術成果將芳流不歇，千古永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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