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痘接種術始于何時、何人,至今是一個謎。董玉山在《牛痘新書》(1884)中說:“考上世無種痘,諸經自唐開元間,江南趙氏,始傳勢苗種痘之法”。這條資料有時代,有姓氏,有具體種痘方法,但缺少細節(jié)。本書成書較晚,所引資料未見之他書,是一個存疑孤證。唐代發(fā)明人痘接種并非完全不可能之事,《備急千金要方》卷5下“癰疽瘰疬”中就有用膿汁接種以防治一些療腫疣疵的方法;在敦煌藥方中,有“兔皮療碗豆瘡方”,兔皮與痘衣或許有點聯(lián)系。
朱純嘏《痘疹定論》(1713)卷2“種痘法”提出,人痘接種始于北宋:“宋仁宗時丞相王旦,生子俱苦于痘,后生子素,召集諸醫(yī),探問方藥。
時有四川人清風,陳說:‘峨眉山有神醫(yī)能種痘,百不失一,……’不逾月,神醫(yī)到京。見王素,摩其頂曰:‘此子可種’!即于次日種痘,至七日發(fā)熱,后十二日,正痘已結痂矣。由是王旦喜極而厚謝焉”。此條資料敘述得詳細且真切,其中“仁宗”當為“真宗”,之誤!队脶t(yī)宗金鑒》(1742)也持這一說法。略謂:“古有種痘一法,起自江右,達于京畿。究其所源,云自真宗時峨眉山有神人出,為丞相王旦之子種痘而愈,遂傳于世”。此說不能認為全無憑信。
俞茂鯤《痘科金鏡賦集解》(1727)則謂種痘術起源于明代:“聞種痘法起于明朗隆慶年間,寧國府太平縣,姓氏失考,得之異人丹家之傳,由此蔓延天下。至今種花者,寧國人居多!
明代發(fā)明(或重新發(fā)明)人痘術又見于張琰的《種痘新書》(1741),書中自序云:“余祖承聶久吾先生之教,種痘箕裘,已經數(shù)代!庇伤鶖⒖芍獜埨手甘俏环N人痘專家,由乃祖所傳,其祖又得之聶久吾,種痘術已連續(xù)數(shù)代。聶久吾即聶尚恒,隆慶六年(1572)生。隆慶六年為隆慶最后一年,聶久吾剛出生,發(fā)明種痘術無可能。聶久吾現(xiàn)存著作《活幼心法》亦末涉及種痘術,據(jù)張琰說法,是因秘傳而不愿披露之故。
另據(jù)《張氏醫(yī)通》(1695)卷12嬰兒門下,亦附有“種痘說”!斑兡暧蟹N痘之說,始自遼右,達于燕齊,近則偏行南北!贝艘嗫勺糇C明代已有種痘術之發(fā)明。
關于人疽接種的具體方法,張璐在《張氏醫(yī)通》之“種痘說”中有云:“原其種痘之苗,別無他藥,惟是盜取痘兒標粒之漿,收入棉內,納入鼻孔!缍粷{不得資,痘痂亦可發(fā)苗;痘痂無可竊,則以新出痘兒所服之衣,與他兒服之,亦能出痘”。
這里已提到痘漿法、痘痂法、痘衣法,清中期后變得更加成熟和完善。不管如何,人痘接種術的發(fā)明開創(chuàng)了人類預防天花的新紀元。
吳有性生活時期,由于封建統(tǒng)治的殘酷壓迫剝削。人民生活極度貧困,疫病連年猖獗流行。吳有性目睹當時疫病流行、死亡枕籍的慘狀,世醫(yī)以傷寒法治之不效,深感守古法不合今。ㄕ憬≈嗅t(yī)研究所《溫疫論評注》,人民衛(wèi)生出版社1977:2,164),于1642年編著了我國醫(yī)學發(fā)展史上第一部論述急性傳染病的專著——《瘟疫論》,給后世溫病學說的發(fā)展以很大的影響,對傳染病理論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。
(一)吳有性對傳染病的病因學認識——雜氣論
吳氏根據(jù)長期的臨床觀察和實踐經驗,提出了新的病原觀點——雜氣論。其要點可歸納為:
1、雜氣是有別于六氣的一種物質。吳氏在《瘟疫論》自序中,開頭第一句就斷然否定了六yin致疫的可能性,指出:“夫溫疫之為病,非風、非寒、非暑、非濕,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感”。吳有性把這種不同于六氣的異氣稱作雜氣,雖然在當時歷史條件下,吳有性不可能通過顯微鏡觀察到這些病原微生物,但他肯定雜氣是一種“無象可見”、“無聲無臭”的物質。這一創(chuàng)見,是對傳染病病原學發(fā)展的一個重大貢獻,特別在十七世紀中葉細菌學尚未出現(xiàn)之前,吳氏竟有這樣獨到的見解,是難能可貴的。
2、雜氣致病的傳染性、流行性和散發(fā)性!段烈哒摗吩疲骸按藲庵畞,無論老少強弱,觸之者即病,”說明雜氣致病具有傳染性,而且可以引起大流行。“延門合戶,眾人相同,皆時行之氣,即雜氣為病也”。另一種情況是“其時村落中偶有一、二人所患者雖不與眾人等,然考其證,甚合某年某過眾人所患之病,纖悉相同,治法無異!边@是對傳染病散發(fā)的逼真描述,并告誡切勿以發(fā)病人數(shù)較少,未形成大流行而誤診為非傳染病。
3、雜氣的種類不同,所引起的疾病也不同,侵犯的臟器部位也不一。例如“……為病種種,是知氣之不一也”,“蓋當其時,適有某氣專入某臟腑經絡,專發(fā)為某病”,也正因雜氣的種類不同,對人類或禽獸是否致病的情況也不一樣。
4、痘疹與療瘡等外科化膿感染也是雜氣所引起,“療瘡、發(fā)背、癰疽、流注、流火、丹毒,與夫發(fā)斑、痘疹之類,以為諸痛癢瘡皆屑心火……,實非火也,亦雜氣之所為耳”。吳氏把傳染病的病因和外科感染疾患的病因聯(lián)系起來,突破了歷代“屬心”、“屬火”之舊說,對防治外科感染性疾患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。
(二)吳有性對傳染病的分類和流行規(guī)律的認識
在傳染病的分類上,他提出了常疫和癘疫的概念。所謂癘疫,就是諸如“瓜瓤瘟、疙瘩瘟”者,來勢兇惡,“緩者朝發(fā)夕死,急者頃刻而亡,而且他還聯(lián)系疫病既有輕重之異,于是認為雜氣有優(yōu)劣之分,雜氣之m.f1411.cn/pharm/優(yōu)者,可不致病或致病力很弱,雜氣之劣者,不但可致病,且毒力很強。他把雜氣中致病力強、傳染性大的,又叫做“疫氣”、“癘氣”或“戾氣”,說明雜氣的毒力應有強弱的不同。
吳有性在《瘟疫論》中對傳染病的流行規(guī)律,也作了相當精辟的論述:
1、“方隅有厚薄”指出某些傳染病的流行有區(qū)域性。
2、“四時有盛衰”指出傳染病的流行有季節(jié)性。一年之中,各種疫病,各有其盛衰的時間。
3、“歲運有多寡”指出了某些傳染病的流行有周期性、起伏性,各年的流行范圍和程度,并不完全相同。
(三)吳有性對傳染病的病機學認識
吳氏認為人體感受雜氣之后,是否致病則決定于雜氣的量、毒力與人體抵抗力:“其感之深者,中而即發(fā),感之淺者,邪不勝正,未能頓發(fā)”,“其年氣來之厲,不論強弱,正氣稍衰者,觸之即病”,“本氣充滿,邪不易入,本氣適逢虧欠,呼吸之間,外邪因而乘之”。
吳氏還認為雜氣通過口鼻侵犯體內:《瘟疫論·原病》指出:“邪自口鼻而入”,“邪之所著,有天受,有傳染,所感雖殊,其病則一”。所謂天受,是指通過自然界空氣傳播。傳染則是指通過患者接觸傳播。這種來自臨床實踐的見解,與現(xiàn)代醫(yī)學的觀點也頗相吻合,
吳氏還認為入侵人m.f1411.cn/sanji/體的雜氣,潛伏在膜原而發(fā)病,提出“邪伏膜原”之說,“邪伏膜原”是吳氏根據(jù)瘟疫初起的憎寒壯熱,脈不浮不沉而數(shù)等癥侯群,用以說明其病變部位的一種方法,并以此作為他創(chuàng)制達原飲、三消飲方劑治療疫病的理論依據(jù)。
此外,吳氏還提出瘟疫病的傳變以及臨床表現(xiàn),因感邪有輕重,個體有差異,故有表里先后之不同,歸納為“其傳有九”,并認為出現(xiàn)發(fā)斑、戰(zhàn)汗、自汗等,是邪從外解,為病情好轉的表現(xiàn);如果出現(xiàn)胸膈痞悶、腋脹、腹痛、熱結旁流、譫語、唇焦,舌黑、苔刺等,是邪從內陷,為病變趨向惡化的征兆。這對臨床掌握病情變化的輕重,判斷預后和選擇治療方法,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。
(四)吳有性對傳染病治療的獨特見解
吳氏對傳染病的治療提出了“客邪貴乎早逐”的基本原則,主張“急證急攻”、“勿拘于下不厭遲”之說,明確指出攻下法“本為逐邪而設,非專為結糞而設”,告誡醫(yī)者“注意逐邪,勿拘結糞”,“凡下不以數(shù)計,有是證則投是藥。”這種有邪必逐、除寇務盡的觀點,是符合急性傳染病的治療原則的。
吳有性還強調病因治療,排除致病因子,并且提出了以物制氣,“一兩只須一藥之到,而病自己”的設想,在尋找治療傳染病的特效藥物邁開了新的一步,雖然限于歷史條件,他在研究特效藥物方面不可能取得根本性的突破,但是他的創(chuàng)新精神是可貴的。
如上所述,雜氣學說的內容是相當全面的。吳有性關于溫病學的真知卓見和診治經驗,豐富了溫病學說的內容,為后來溫病學說的發(fā)展和系統(tǒng)化奠定了基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