過去讀《紅樓夢》，見賈寶玉為林黛玉開藥，開出一副古怪的方子，其中主要的藥是古墳中富貴人頭上戴的珠子。賈寶玉小小年紀，居然精于方藥，這當然是小說家曹雪芹給他的本事。據紅學家們講，讀《紅樓夢》就是讀百科全書，你想知道的知識，里面都有，如果不信，你試讀一下里面的菜肴，馬上就能夠知道
茄子怎么做得不像茄子，從而擁有廣博的烹調知識。至于“政治家看見排滿”云云，那自然是要讓熱衷政治學原理的人去讀了。我自己則很想從《紅樓夢》里讀出醫(yī)學來，但賈寶玉的藥方卻讓我懷疑醫(yī)學必不能像做雞汁茄丁那樣簡單。懷疑的理由在哪兒，我也說不清楚。
考
真珠(
珍珠)入藥，并不奇怪，真珠“入厥陰肝經，故能安魂定魄，明目治聾”，可知是常用藥物。但用古墳里死人頭上的真珠，總是有點出奇了�！侗静菥V目》的著者李時珍也特別說明：“凡入藥不用首飾及見尸氣者，以人乳浸三日，煮過……”似乎李時珍的時代，醫(yī)家一般都要用死人頭上的珍珠，功效大概比新鮮真珠強。賈寶玉一定讀過李時珍這部士大夫人人皆讀的藥典，但從治療林黛玉“先天生的弱”這種內癥來看，未必照搬藥典，而是獨出心意�！搬t(yī)特意耳”，賈寶玉不但懂得，而且還是長于創(chuàng)“意”的主兒，他想到黛玉身上的陰氣太重，所以必要用墓穴里浸yin了多年陰氣的珠子做主藥，才能以陰化陰。不要以為賈寶玉隨便說著玩，他對林小姐可不敢亂來，合府上下也都拿他的話當真呢。合成這副藥，按說在賈府是沒問題的，但林小姐是否服它，小說未作交代，我們也不必追究。
倒是聯(lián)想到南朝醫(yī)人徐嗣伯類似的故事。《太平廣記》描寫徐嗣伯，也是一個善于用墳墓中物作奇方的人：
徐嗣伯字德紹，善清言，精于醫(yī)術。曾有一嫗患滯瘀，積年不瘥，嗣伯為之診疾，曰，此尸注也，當須死人枕煮服之，可愈。于是就古冢中得一枕，枕已半邊腐缺，服之即瘥。后秣陵人張景，年十五，腹脹面黃，眾醫(yī)不療，以問嗣伯，嗣伯曰，此石蚍耳，當以死人枕煮服之。依語煮枕以服之，得大利蛔蟲頭堅如石者五六升許，病即瘥。后沈僧翼眼痛，又多見鬼物，以問之嗣伯，曰，邪氣入肝，可覓死人枕煮服之，竟，可埋枕于故處。如其言，又愈。王晏知而問之曰，三病不同，而皆用死人枕療之俱瘥，何也?答曰，尸注者，鬼氣也，伏而未起，故令人沉滯，得死人枕促之魂氣飛越不復附體，故尸注可瘥；石蚍者，醫(yī)療既僻，蛻蟲轉堅，世間藥不能除，所以須鬼物驅之，然后可散也，夫邪氣入肝，故使眼痛而見魍魎，應須邪物以釣其氣因而去之，所以令埋于故處也。晏深嘆其神妙。
看徐氏藥方之奇，賈寶玉卻又有大不如了。說起來名醫(yī)不容易做，但如徐嗣伯卻有何難哉，只要把死人枕拿來反復使用就是了。徐氏的時代，士大夫和道家的清談之風早已吹進了醫(yī)學，所以醫(yī)人中像徐氏論藥這般玄論，正是彼時的一種時尚。醫(yī)學向玄理方向演變，恰恰需要徐嗣伯這樣的人的推進；而藥之一道至此日漸背離了它的固有物性，超出人們的常識和知性范圍，變得奇異玄深了。當然奇方之出，實際上并非哪一個醫(yī)家的事，而是整個時代思維方式怪異化的反映。與當時整個文化上的“志怪”(如《搜神記》等)思潮相聯(lián)系，醫(yī)藥之異，顯然代表了其中一個方面，而且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方面。
由此，要說到南宋一部醫(yī)著——張杲的《醫(yī)說》。東晉、南朝以后，醫(yī)學的發(fā)展從技藝角度審視，尤以藥方學為顯著，唐孫思邈將藥方之用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度，而宋代則是藥方學總結時期，官方和民間醫(yī)人的醫(yī)方著述將前代方藥搜羅殆盡，這中間的收錄，自然少不了各式各樣徐嗣伯式的奇方在內。時間上稍晚一點的《醫(yī)說》，就是私人著述中有代表性的一種。據為《醫(yī)說》作序的羅頊講，著者“喜觀書，五十年間凡書之有及于醫(yī)者必記之”，可知這部書的博洽，所謂“博采傳記，考古援今，遠追昔人素書之遺，近質當世諛聞之妄，推見至真，開悟后學，紀次殆千余條，或由夢感，或與神通，積眾口已效之傳，而病癥方論若合符契，略無一事抵牾……”正因為它有這樣的特點，所以有關奇方的記述也特別多，幾乎隨處可見，夸張一點可以說集中了前代迄于宋中國所有的怪醫(yī)怪藥。老實講，讀這部書的感覺真像讀一部傳奇，愛看，卻做不到整襟肅容，反而每每有一種游戲感。張杲與他的伯祖、祖父、父親三世為醫(yī)，他的伯祖又師從過北宋著名醫(yī)人龐安時，到張杲時據傳對醫(yī)理更加精通，所以他同時的友人與弟子后學，都以“勤于醫(yī)心”、“盡于醫(yī)理”這些話來稱許這部《醫(yī)說》的嚴肅性。而我們的感受卻與之不同，大約我們的好奇心太強了。
羅頊在他的序中以著者友人的身份申明：
醫(yī)家之書，本之以《素問》、《靈樞》，廣之以《難經》、《脈訣》，而藥之君臣佐使咸萃于《本草》，世固不外是而為醫(yī)也。今有出一奇以起人之沉疴，則必相與驚異，以為昔人所未到。自明者觀之，其不有似于背水陣乎?故余知是書之有益也。
推敲羅序的意思，原來這部書記述歷代醫(yī)學事跡的目的，即要在經典醫(yī)書之外特別補述醫(yī)之為奇為異者，而醫(yī)之一道，也就存乎奇方異法的運用之中。這部書所能起到的效果，在當時閱讀者那里已經得到證實，同為南宋人的徐杲讀過后說：
余曩讀《千金方》間遇一二奇證，扣諸醫(yī)莫能識疑，蓄既久，因念華佗不世出，將終無所質究。及……得張君季明所謂《醫(yī)說》者而閱之，于是前者之疑，渙然釋，豁然悟而且嘆曰，是說其有濟于世也博矣。
至于這部紀奇說異的書對世人究竟有多大教益和幫助，只有羅頊與徐杲知道。但《醫(yī)說》對我們的閱讀來說，重要的不在于估價它的作用，而在于了解它紀述和論說醫(yī)藥的觀點立場。當我們以傳奇的眼光對待它時，實際上我們看到了這部書理論背景上的虛擬性和未知性。這并不是指所有那些出自古今傳記里的奇方異法都是偽造的，都不值得作為病癥方論的參證材料，而是指那些奇方異法的背后，分明有一個按照中國陰陽學說建立起來的敘事結構和解釋體系，正是它消解了醫(yī)學理論的實證性而將其虛構化了。借助陰陽學說的理論，張杲關于前代醫(yī)跡的紀述和論說，不可避免地進入“夢感”、“神通”之類不可知的玄思臆想當中，全書的主體便成為一部醫(yī)學志異全抄。當然其中也有一些著述者的取舍，比如對于神仙服食之類的質疑與拒絕，顯然在醫(yī)學與道教神仙方術之間劃出了一條警戒線。張杲著述的時代，正是兩宋理學興盛期，他是以儒者自許的，他的醫(yī)學觀點當來自宋儒理學中的新陰陽學說，所以盡管他對神仙服食持否定態(tài)度，但并不妨礙他更加自覺地站在陰陽學說的立場上敘寫那些奇異的醫(yī)藥故事。茲取一例，以資談論：
韶州南七十里曰古田，有富家婦人陳氏，抱異疾，常日無他苦，每遇微風吹拂，則股間一點奇癢，爬搔不停手，已而舉體皆然，逮于發(fā)厥，凡三日醒，及坐有聲如咳，其身乍前乍后，若搖兀之狀，率以百數甫少定，又經日，始困臥不知人，累夕愈，至不敢出戶，更十醫(yī)弗效。醫(yī)劉大用視之，曰，吾得其證矣。先與藥一服，取數珠一串來，病家莫知何用也。當婦人搖兀時，記其疏數之節(jié)，已覺微減。然后云，是名鬼疰，因入神廟看，為邪所憑，致精彩蕩越，法當用死人枕煎湯飲之，既飲大瀉數行，宿疴脫然。大用曰，用畢當送還原處，如滯留，使人癲狂，蓋但借其氣爾。
又是用死人枕做藥，你看巧是不巧，妙是不妙?“鬼神者，陰陽二氣之良能也”。
